任穗英：亲历民航价格听证

  〖档案〗任穗英，首次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北京消费者协会会员，现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首都机场分局局长。

  2003年7月15日，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的首次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当主持人终于宣布进入会议的“代表发言”议程时，北京的消费者代表任穗英在第一时间举手，他以又快又急的语速在10分钟的限时内接连抛出了自己对价改方案的三大质疑：基准价的确定是不是合理？票价打折下限能否再降？在新的方案下，消费者的权利就能获得保护吗？

  任穗英的“首发”引来其他消费者代表的共鸣。就是这3000字的讲话内容，让他成了听证会后的焦点人物。

  听到记者的质疑，任穗英笑了，说已经不是一个人这样问他了，有人甚至问他是否卧底。“其实我做消费者代表最合适。我也是消费者，我了解民航内部的情况，我是北京消费者协会的会员。”所以，在消费的人代表中，他谈的观点是比较尖锐的。

  第一次听到关于“卧底”的说法，任穗英忍不住要笑，他说他的性格做不了“卧底”。“我过于直率，也过于健谈。”但他说做消费者代表是很合适，因为他很是敏锐。

  任穗英从报纸上知道招募消费者代表的消息，他认真考虑后，决定报名。“进入考虑范畴必须要符合三个标准：自愿报名，国家公务员，经常乘坐飞机。前两条我是符合的，虽然我不经常飞来飞去，但我的工作让我比一般消费者更了解航空公司。”

  自愿报名仅仅是个开始，最后还要摇号确定最后的代表。北京有三个人参加了摇号竞争，结果任穗英入选。“当时就有人问我，一天有无数件事等着你去办，何必还给自己再找麻烦。”

  任穗英说他不这么想，“首先我也是消费者，而且我比一般消费者更了解航空公司。”任穗英拿出了几本航空公司的管理规定，其中有票务方面的，还有行李方面的。而这些，若不是航空企业内部人员，只凭坐飞机，是无法熟知这些规定的。

  “如果不是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首都机场分局工作，有机会接触这些航空规定，我对它们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我知道很多消费者跟我当初一样，几乎不知道怎么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他们如何提出更合理，更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意见呢？”

  “实际上从拿到机票的那一刻，消费者就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履行合同。比如：不是无法抗拒的问题导致的航班延误、因为超额度售票造成的旅客滞留、飞机上的餐食等，旅客都有权提出质疑。”

  任穗英说他当初决定报名是对的，这个机会不仅让他忠实地履行了消费者代表的义务，同时也让他对中国的航空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管理工作，百利而无一害。

  任穗英得知自己入选之后，他说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开会之前我找了若干个人，大家提了一堆问题。然后我再拿着这样一些问题找行家请教，最后确定了其中的七个方面。”

  但让任穗英措手不及的是只给了他10分钟的发言时间，而他准备要讲的东西就是再给几个10分钟也是不够的。为了尽可能多地表述，他专门请教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答案是讲演稿不可以超过2000字。“于是我开始精简要质疑的问题，我把它们减到了3个，就这样我还是写了3000字的讲稿。”

  当天任穗英拿出了生平最快的讲话速度，结束后有人说他当时都讲疯了，语速快得惊人。“我是想让大家从我的发言里，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次会议的内容，在有些关键的地方我特别加重了语气，能听到现场直播的人应该感觉得到我的特别用意。”

  任穗英说他是在会议开始的前七天拿到材料的，它们有207页，而且很专业。据说组织这套材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要了解这么多内容，而且是从如此专业的文字里捕捉可以质疑的信息，假如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做不到的。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通读这些材料，并且在关键的地方做了笔记，等我基本上读明白了，开会的时间也到了。”作为机场地区的工商局负责人，他希望自己能不辱使命。若不是“非典”延误了会议召开的时间，任穗英说他恐怕也不会谈得如此到位。他不仅准备了发言稿，还将来不及讲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给了大会。

  “这些得益于市局将六个分局改成了专业局的决定，我们就是航空分局，在完成现有管理任务的同时，还要认真研究航空公司的业务，成为工商对航空领域管理的行家。”

  任穗英从当时开始全面接触航空企业，于是发现了机票超售、飞机无端延误、旅客行李丢失低额赔偿等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同时还发现了确定基准票价、航空器折旧年限中存在的不切实际之处。

  尽管大会只给了3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消费者的发言也只有1个小时，任穗英还是争取到了3次说话机会，他说最后一次是举起手的同时就开始讲话了。本来他还想争取到第四次机会，但未能如愿，会议提前10分钟就结束。

  任穗英说他有很多特别经历，如果问他哪一段活得最精彩，他认为是在市局的那几年。他用“热烈”概括了他对那段日子的感受，又用“疯狂”形容他们那时的行动作风。

  那几年，我国正在谈判加入WTO，但国际上却有舆论认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不够努力。也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任穗英接到了打击“maxell盗版软盘”的任务。“中关村的电子市场的很多摊位都在销售这种软盘，周边的几条大街上也有商店做盗版maxell软盘的批发生意。我们花了10天的时间进行摸点，画出了一张完整的销售摊位、商店示意图。因为面积太大，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一网打尽，不给他们留有转移假冒软盘的时间，那一次，我们调集了八个城区的人员统一行动。”

  相隔没有多久，任穗英又参加了搜缴假冒YKK拉链的行动。“摸底完毕，两个分局连手行动，在木樨园地区的两个小商品批发商业市场，以及向南沿途的商店里缴获了110万多条拉链，10辆大卡车一次居然没有拉完。YKK的翻译看见我们动真格的了，坐在车上就哭了。”

  后来，任穗英得知，他们的这两次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就有舆论评价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是有魄力的。

  “我们当时的集体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处长在法院工作了10年，另一个处长在检察院工作了10年，我在商标处工作了10年，还有一个在企业里呆了10年。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只要开个碰头会准能解决。那几年，我们干疯了，拿下了很多的上百万的案子。”

  任穗英给自己的业务水平打了满分，他说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我的父母都是军人，他们从小就教育我要听组织的。所以我上学到当兵，然后是上大学，再回部队，以后转业进了工商局，我都是以服从为天职。这种观念最终让我追求完美，热烈地追求第一。人活一世，不在寿命长短，活出点特色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才是活着的最终定义。”

  关于航空器折旧和航油垄断经营，航空飞机折旧通常是20年，但航空公司依照15年折旧，这样每年的折旧费就等于提高了25%，而目前15年机龄的飞机并没有停飞。航空油料目前还是垄断经营，由于缺乏合理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价格居高不下，有时国内航空机油比国际高1倍。

  关于基准价，改革方案中每人每公里0.75元的基准价仍有下降空间。应该对一些必要的费用加以科学论证，剔除不合理的成本因素，降低主管业务成本费用，进而达到降低基准价的目的，我们大家都认为基准价应该确定在每人每公里0.65元或0.65元以下。

  关于票价，按照《价格法》确定切实可行的机票基准价和上下浮动额，即实行政府指导价。各航空公司在指导价的基础上，根据淡旺季节、航油费用、购票时间等多种因素，在上、下浮动幅度内自行确定机票价格，就是说在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机票可以在5折或者5折以下。

  关于机场建设费，我们大家都认为不应该收，最起码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收。如果机场建设费用来修建机场，消费者责无旁贷，如果修建商用建设，则另当别论。如果机场需要建设费，那车站码头不也可以收建设费吗？